有一个关于牧民与草地的故事，说的是当草地向牧民完全开放时，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入大于其供养成本，很明显这是有利可图的事情。
虽然对于单个牧民来说，他增加一头牛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所有的牧民都这样想的话，那么草地将被过度放牧，这将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的牛都会被饿死。
这个故事就是公共资源的悲剧，即哈定悲剧。这是由英国留学生哈定（Garrit Hadin），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公共策略》（Tragedy of Commons）中提出的。他在文中指出：“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悲剧的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当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公有物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
事实上，公共资源和私人物品的性质确实很不一样。私人物品是私有私用，除了像他穿得整齐你看着也舒坦那种十分间接的效应以外，别人很难从中得到直接的利益。公共资源则不一样，不管是谁提供出来的，许多人都可以享用。比如路灯，经过此地的人都可以受益，哪怕他没有为此贡献过一分钱。
设想农村某地有一个只有A、B两户人家的小居民点，由于道路情况不好，与外界的交通比较困难。如果修一条路出去，每家都能得到“3”那么多好处，但是修路的成本相当于“4”。要是没有人协调，两家各自打是否修路的小算盘，那么两家博弈的形势如下：如果两家联合修路，每家分摊成本“2”，各得好处“2”，两家的纯“赢利”都是“1”；如果一家修另一家坐享其成，修路的一家付出“4”而得到“3”，“赢利”是“-1”，坐享其成的一家可以白赢利“3”；如果两家都不修路，结果两家的得益都是“0”。
在这个博弈中，修路是A的严格劣势策略，我们应该把它消去；修路也是B的严格劣势策略，所以也应该把它消去。这样运用严格劣势策略消去法，我们就得到这个博弈的严格优势策略均衡：即两家都不动手，大家受益都是0。
一般来说，如果在这个地方只有A、B两家人的话，他们多半会守望相助，关系比较好。这样的两家自然会商量好修路的问题，一起把路修好，大家都能得到收益。相反，如果这两个邻居相处得不是那么友善的话，那就很麻烦了。毋庸置疑，在修路的问题上，两家肯定会陷入喋喋不休的争吵之中。但是，博弈论讨论所牵涉的局中人，都是经济学上所讲的“理性人”，他们只为己，但是并不刻意害人。现在城市公寓里面的不少居民在邻居关系上，有时候就是这种“理性人”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即使左邻右舍也是形同陌路。如果没有公寓物业管理方面的制度，新公寓家家装修一流，可是楼道却杂乱无章，路灯坏了，往往长久没有人修理。这就是公共资源供给的囚徒困境：如果大家都只从自己得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大家都只打自己的小算盘，结果就是谁也不作为，对局锁定在“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局面，排除了合作双赢的前景。
比如，税收，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任何一项交易活动都要赋税，这是税收的原则。然而，作为经济人的个人或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发生偷税行为，或者不自觉地发生漏税行为，尽管这种行为不是普遍性的现象。因此，防止偷税、漏税是政府税收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税务部门运用了一个防止逃税的策略：设立发票刮奖活动。众所周知，企业向消费者提供发票是企业的义务，消费者索要发票是消费者的权利。但某些企业为了少缴税，借各种理由不给顾客发票。许多时候，消费者索要发票的意义不是很大，也不再要求企业提供发票。这样一来，企业便没有向税务部门交纳它应缴纳的税。
政府监督饭店、宾馆等企业逃税的难度较大。谁来监督更有效率？当然是顾客。有何办法能使顾客主动成为企业缴纳税收的监督者？发票刮奖制度的设立便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政府通过宣传，告知消费者，企业不给发票是违法行为。对于消费者来说，他索要发票是不费成本的，但存在“可能收益”或“期望收益”：如果他幸运，他可能刮到大奖。而对于政府来说，通过设立一些奖项将使全社会主动来监督企业，其收益远远大于成本。政府的这个策略是成功的。消费者在这个博弈中没有损失，只有所得；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通过这样的机制，税收增加了；在这个博弈中，企业只是做了它应当做的事——缴税。
所以，公共资源问题一定要有人协调和管理，把看起来很琐碎但是弄不好则有损工作和生活环境的事情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