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老百姓外出都有一种感觉，即只要一走到马路上，就容易被汽车不断的马达声和喇叭声搅坏心情。
在小城市，由于汽车摁喇叭的声音特别大，使得一些地方街边的电话都不好用，听电话的人只能听到喇叭声，听不清电话中人的声音。
就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汽车马达声和喇叭声也成为市民公认的一种噪音污染。
在广州，规定市区不许汽车摁喇叭，成为备受广大市民拥护的举措之一。汽车鸣笛太多，有时害得居民睡觉都睡不安稳，有心脏病的人更是受不了刺耳的喇叭声。
所以，汽车鸣笛太多造成的社会成本还真不少，这种社会成本也是外部负效应，和环境污染差不多。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处理外部性问题，外部性是各种政策的依据，当一些行为与社会成本之间的缺口很大时，个人和市场无法解决这类问题。
所以，一般来说，政府应当管制带有负外部性的经济活动。噪音污染并不仅限于汽车摁喇叭，建筑工地的噪音污染也比较多，但其影响范围不算大。而汽车摁喇叭的影响是普遍性的，所以政府的管制也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
在我国，汽车乱摁喇叭也不完全是汽车司机的错，行人也有错。因为，在我国，对于行人怎样走十字路口或斑马线没有明确的规定。
另外，就是不管是行人还是汽车司机都缺乏礼让意识，总认为礼让就是吃亏，从而使行人与汽车的礼让陷入了“囚徒困境”，见下图。
如图所示，在这种行人与汽车的交通算计中，如果互相礼让，则大家都可以得7。但如果行人抢行，行人就可以得9，汽车只能得1，如果汽车抢行，则汽车得9，行人得1。
所以站在自己的利益上考虑，抢行是优势策略，礼让则是劣势策略。
运用劣势策略消去法，可以知道，交通中行人与汽车算计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抢行，这样，大家都只能得3。
因此，交通算计就陷入了“囚徒困境”。
正是因为这样，汽车司机只好鸣喇叭，由于所有司机都这样，这就容易形成一种习惯，也就是说，在不需要鸣喇叭的时候，司机也认为，鸣喇叭的成本比较小，行人抢行时司机鸣喇叭以警告行人危险。汽车要抢行时也要鸣喇叭，因为司机认为，反正你不敢撞过来。
所以，在行人与汽车的交通算计中，行人吃亏得多，行人对汽车鸣喇叭很容易产生一种厌恶感，所以，在行人多的时候，往往行人集体抢行，汽车也无可奈何。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还在于我国执行交通法规不够严格，对违规行为的处罚不够严厉。
因此，司机就会觉得违规的成本很低，才会和行人抢行。而为了抢行，摁喇叭唬住行人对司机来说是成本最小、利益最大化的习惯行为，这样，司机爱摁喇叭也就司空见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