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战后20多年相对稳定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以福特生产系统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在欧洲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日益完善,工人很容易解决温饱问题,开始追求良好的工作条件、友好的工作环境、舒适的工作体验与工作方式。而此时汽车行业中,劳动力的标准化、劳动分工日益细化,工人几乎成为机器的附属品、机器的奴隶。在这种矛盾下,工人群众要求改变生产组织方式、改善工作条件的呼声越来越高,加上北欧强大的工会力量,西方各国都出了“野猫罢工”频繁、缺勤旷工严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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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国家,工会的力量十分强大。不但有全国总工会,而且还有林林总总的行业工会。工会宗旨是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并与由资本家们组成的雇主协会相抗衡。其主要手段是谈判和罢工。见诸报端的罢工消息,如地铁工人罢工,医院护士罢工等,更是屡见不鲜。对于罢工,政府多持中间立场,不加干涉。因为罢工的目的多是经济利益,增加工资或者改善工作条件。所以罢工针对的是资方老板,而不是政府。除了罢工之外,工会还在解雇雇员、待遇不公等劳资纠纷案件中发挥重要作用。它有权派代表出席法庭,支持被解聘的雇员,甚至在法庭外组织声援。由于工会的存在,资方不敢无故“炒鱿鱼”。每当失业率达到一定程度时,总工会就会组织大规模的游行抗议,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扩大就业。团结起来力量大,所以工会在民众中威信极高,大家都愿意参加工会,并听从工会号召。
工人阶级的行动激起了瑞典各界的广泛讨论。把工人当机器用得最彻底的工业──汽车业自然受到最大的关注。1975年,瑞典全国雇主协会(SAF,相当于中国的全国工业总会)提出了著名的“富豪报告”,主张改变劳动过程的组织来平息“野猫罢工”。同年,季伦罕默出了一本书,谴责装配线组织的不人道。
而对汽车业的雇主而言,劳动力的短缺也日益成为一个迫切的压力。战后瑞典的汽车厂曾进口大量外籍劳工来填补生产所需,但是1967年政府紧缩移民政策,外劳来源中断。而装配在线的工作又难以吸引工人,新雇工平均六个月就离职。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之间景气不错,工作机会还算多,年轻人根本留不住。同时,富豪汽车的生意又一路畅旺,为了扩大产能,如何吸引工人于是成为公司的当务之急。
总的来说,前一个世纪的阶级斗争使瑞典社会里工人阶级的力量相对较强,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人的反抗和劳力的短缺,使得大资本不得不向工人的要求让步,展开一系列“生产人道化”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