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有一个南郭先生，虽然饱读诗书多年，但由于没有什么实际的本领，依旧是贫寒交加。无奈中，他铤而走险，面见齐宣王，声称要为齐宣王吹竽奏乐，发挥才能，为国效力。齐宣王一高兴，手一挥，南郭先生便成了300人乐队中的一员。刚开始，他还心虚，没多久，他便放心了，300人的乐队，谁会注意一个人呀！就这样，南郭先生在乐队中混了几年。几年后，宣王归天，湣王虽然也喜欢听吹竽，但他喜欢听独奏。看着其他乐手一一上殿演奏，南郭先生便待不下去了，于是在一天深夜偷偷溜走了。
这一成语故事有深刻的经济学含义。“滥竽”为什么能够“充数”？首先是因为齐宣王的听竽制度造成的。齐宣王的个人爱好决定了乐队是一个庞大的集体，在这样一个集体中出现南郭先生是必然的。一是因为这样一个集体存在着管理的漏洞，而管理漏洞恰恰是很多喜欢钻空子的人的“套利机会”；二是在这样一个集体中总是会存在“搭便车”的机会，南郭先生便有效地享用着这一机会。应该看到，这一制度从效率的角度讲，是失败的，但是这一制度有另外一个功效，那就是提供了充分就业的机会。而到了齐湣王，集体演奏制度变成了个人演奏制度。于是“套利机会”和“搭便车”的机会没有了，效率提高了，但就业机会却少了。南郭先生跑了，没准儿会到某一个地方成立反对派。因此，制度的设计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社会公平。
相比较而言，齐湣王设计的制度则是很合理的，有一根“竽”成了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最终还要看个体能把“竽”“吹”得怎么样，这就把齐宣王原本“物化”的标准“人化”了，从而使钻空子的人失去了套利空间。
我们要使南郭先生这样的懒人变得勤劳，就一定要改变制度。当齐湣王改变了制度，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吹竽时，南郭先生只有两条路，或者努力学吹竽，或者被淘汰。南郭没有吹竽的天才，只好逃之夭夭。淘汰了南郭先生这样的人，就激励了其他人，效率也一定会提高。要使懒人变得勤劳，具体方法应该是这样的：
方法之一，实行效率工资。“效率工资”一词来源于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较高的工资待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人们营养普遍不良，因而较高的工资可以改善工人的营养，增强身体素质，这样也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但是很快经济学家们发现“效率工资”现象在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原来的解释显然不合理。最后经济学家们统一解释为：较高的工资是企业为防止工人偷懒而采取的激励办法。在这里，工资构成了工人偷懒被发现进而被解雇的机会成本：工资越高，解雇的机会成本越高。为了避免过高的机会成本，就必须努力工作，以免因偷懒而被解雇。所以，较高的工资有利于减少工人偷懒的机会主义倾向。
方法之二，实行团体激励或惩罚。在团体合作的过程中，要测定或监督每个成员的业绩是不容易的，因而监督成本就会变高。替代的办法就是对整个团体的最终业绩进行评估，达到一个给定的目标时给以团体奖金，达不到则给以团体罚金。因为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奖金，谁也不愿意受罚，于是每个人就会努力工作。当然在团体活动中很难避免偷懒行为，如果奖金足够高，罚金也足够高，每个人在进行利弊权衡后都会减少这种偷懒倾向。
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在故事中，南郭先生不学无术，只靠蒙骗来混饭吃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最终他会失去饭碗；同时，我们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齐宣王本身制度的不完善才导致了滥竽充数的现象的发生。
人的懒惰或勤奋不是天生的，而是制度引导的结果。一种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可以把勤劳者变为懒人，一种有效率的激励制度也可以把懒人变为勤劳者。正如经济学家常说的：好的制度使坏人也会做好事。因此，政府要开发制定一套更完善的制度体系，以杜绝这种“滥竽充数”现象的再次发生。
